一 章力挥(1920—1996)，出生于泰兴县黄桥镇一个富裕家庭，原名丽辉，赴延安参加革命后，为展示男儿风采，改名“力挥”。 章力挥的祖父臣浩，原籍南京溧水，清光绪初年，随父到泰兴县城、黄桥镇创办仁源生药店，遂定居黄桥。 章力挥6岁入黄桥小学读书。在黄桥中学读了二年初中后，于1934年转至上海大同大学附中读书。1937年夏，章力挥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大同大学附中高中部。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前夕，他回到家乡黄桥，与进步青年一起宣传抗日。不久，日军侵占靖江，逼近黄桥。为学习打游击，他组织了一支10多人的流亡宣传队奔赴武汉。起初，父母希望他在家继承家业，章力挥说：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?国都要亡了，还谈什么家呀!父母见他去意已决，只好含泪为他准备行装。母亲将一叠叠钞票缝在他衣服内，将10多只金戒指串在他的裤带上。临行前，父亲又将一个油纸包交给他，吩咐说：这是你祖父花了几十年心血收集的中药秘方，实在没办法，你就靠它混口饭吃。章力挥洒泪告别亲人，在南坝桥码头上登上一只木船，向姜埝方向驶去…… 二 辗转一个多月，章力挥终于到达武汉。他们先住在难民所，后来找到武汉大学丁燮和教授(黄桥人，丁西林的胞弟)，丁燮和慷慨地借给了他一套住房，后又介绍他进了蒋南翔、李昌主持的共产党的外围组织“青年救国团”工作。但不久该团在国民党的逼迫下解散，章力挥遂转入“青年救亡协会”。在协会干训班上，他有幸聆听了邓颖超同志的教诲。章力挥的字写得很秀气，英文也学得不错，人又机灵，颇得邓颖超的赏识，邓颖超经常让他帮着抄写、整理讲稿等文字材料。 此时，恰值董必武去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，邓颖超推荐章力挥去当董必武的秘书。他铁着心要去延安学军事，将来回家乡打游击。邓颖超为他的天真烂漫、错失良机而深感惋惜。 1938年4月，章力挥经师田手、赵君哲介绍，加入“民族解放先锋队”。未几，经考试合格，由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介绍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。临行前数日，他在丁燮和处遇到了喜剧作家、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丁西林。章力挥欣喜地告诉他就要去延安的事，但言词间流露出有点舍不得从黄桥同来武汉的那些同学。丁西林说：天下无不散的筵席，各走各的路吧。再说，你要看清今后的中国是谁家的天下。丁西林的话更加坚定了章力挥投奔延安的决心。 1938年5月，章力挥抵达延安，当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军事，在高级政治队学政治。1938年冬，章力挥在瓦窑堡由王居义、石烽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后因形势需要，他调入八路军防毒训练班学毒气化学，毕业后任留守兵团司令部化学参谋、军政研究班教员。一年后，章力挥调任一野第385旅政治部文艺股股长兼教导队教员、宣传队导演。他的艺术生涯从此开始。 在延安整风运动前，章力挥根据英文本翻译了苏联话剧《生命在召唤》，并由他导演演出。后来他又陆续导演了《白茶》《悭吝人》等话剧。整风运动后，他导演了话剧《李国瑞》《把眼光放远一点》、歌剧《白毛女》《赤叶河》、河北梆子《血泪仇》，以及小型歌剧共10多个。章力挥成了延安的大导演! 由于他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绩，1944—1945年冬，他被选调进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深造，专攻戏剧。毕业后调教导旅红星剧社任戏剧教员、导演，后来剧社改制为第16师宣传队，任队长、导演。 在延安自卫战期间，章力挥自编自导了歌剧《抗击战》《黄甫庄》，宣传队随一野进军，由陕北演至西安、兰州。他又创作大合唱一部，由《西北文艺》刊用，其中《打骑兵》在第一野战军中广为传唱。 在延安时，他的个人生活受到一场“红色风暴”的无情冲击。 在军政研究班期间，他与袁静(后为著名作家，《新儿女英雄传》作者)相识，一番热恋后结为伉俪，并正式举行了结婚仪式。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，袁静因来自白区，姐姐和姐夫又侨居美国，被怀疑为派遣特务，受到了极其严格的审查，行动失去自由。章力挥在高中读书时就养成了用英文写日记的习惯，到延安后亦复如此，有人汇报上去，章力挥亦因“特嫌”被隔离审查。但从他的英文日记中看到的只是一颗拳拳爱国之心，没有丝毫值得怀疑之处，3个月后他获得了自由。自此他再也不敢用英文写日记了，他将那本日记本连同他祖父那本中药秘方一起埋在了一棵大树下。后来，他随军队转战各地，等回到延安时，再也找不到那棵大树了。几十年来，他常为失掉那本秘方感到遗憾! 章力挥因日记事审查结束后，曾多次给袁静写信，袁静在漫长的易地隔离审查中也曾给章力挥写了许多信，但两人都没有收到!袁静以为章力挥在战争中牺牲了，便重新建立了家庭，章力挥因此精神上受到极大刺激!1945年冬，章力挥认识了原华北联大学生、剧社主要演员佟燕，遂结为伴侣。由于与袁静的分手是特殊的政治环境造成的，所以解放后数十年他们仍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。 三 1948年秋，章力挥随军进了刚解放的西安，在几所大学教政治课。 1950年1月，章力挥回到阔别13年的上海，任华东文化部新旅歌舞剧团团长。此后他历任华东文化部群文科科长、华东文化局社文科科长、上海市委文艺工作委员会艺术组组长、文艺工作部艺术处处长、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、中国剧协上海分会副主席等职。这段时间他主要从事艺术行政领导，参加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各项重要活动，但仍不辍写作。他撰写了大量文艺理论文章及影剧评论，如《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》(载《文汇报》)、《新民歌——社会主义时代最美的诗篇》、《新民歌的特征》(载《解放》杂志，上海高中语文课本)《学习<红色宣传员札记>》、《浅谈<罗马十二点>》(载《上海戏剧》、《文汇报》)；多次写过纪念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的文章，等等。他还创作和与人合作了儿歌集《向日葵》(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)、儿童话剧《小红军》(载《上海文学》，辽宁儿艺、上海儿艺上演)、电影剧本《曙光在前》(刊《电影创作》)、《万紫千红总是春》(刊长影《电影文学》)、京剧《激浪丹心》(刊《上海戏剧》，上海戏校上演)。 “文化大革命”前，章力挥戏剧创作的主要成果是话剧《年青的一代》和现代革命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。 1963年，华东六省一市话剧会演在上海举行。章力挥任大会秘书长。预演时，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审查节目后认为《小足球队》《年青的一代》《血手印》三个戏要统统枪毙!章力挥则表示这三个戏虽然粗糙些，但有一定基础，可以改好。柯庆施要他拿出修改方案，并具体参加剧本修改。经过几十个日夜的苦战，三个戏都救活了，会演中都获得较高奖次。特别是《年青的一代》，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效应，成了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教材，剧中主角萧继业成了青年学习的楷模。 革命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最初是由上海京剧院陶雄根据曲波小说《林海雪原》并参考同名话剧改编的，曾参加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。1965年春，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的《红灯记》《沙家浜》来上海演出，获得成功。上海决定重新改编加工《智取威虎山》。1965年3月25日，上海市委宣布成立由章力挥、陶雄、高义龙、刘孟德、丁国岑5人组成的《智取威虎山》创作组，章力挥任创作组组长兼主要执笔。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张春桥要章力挥先看剧本，找出剧本存在的问题。章力挥对原剧本进行认真研究，认为这个戏在结构上存在“平、散、乱”的毛病，场次、线索太多，写得太平，唱词也一般化，水词儿太多等等。针对这些问题，他拿出修改计划，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修改完毕。 重新改编后的《智取威虎山》无论从剧本的文学性、结构的完整性，还是从唱腔的优美性来看，在8个“样板”戏中都体现了较高水平。 关于章力挥在《智取威虎山》的改编中的作用和地位，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、《智取威虎山》创作组成员高义龙是这样评价的： 第一，剧本中最出光彩的唱段都出自章力挥之手。如第四场的“朔风吹，林涛吼，峡谷震荡……”，第五场的“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……”、“迎来春色换人间”，第六场的“今日痛饮庆功酒，壮志未酬誓不休……”，第七场的“我们是工农子弟兵，来到深山……”，第八场的“抗严寒，化冰雪，我胸有朝阳”，等等。这些唱段至今一直为人们广为传唱。章力挥之所以能写出这些大气磅礴、振聋发聩的唱词，主要是因为他有西北战场的生活经历、感受和体验，十多年的八路军生活，使他的笔端充满了革命激情。水管流出的是水，血管流出的是血！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