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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在结构、主题的确定上，章力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。为了提高戏的思想性，他明确提出把剿匪斗争放在“美蒋勾结、假谈真打”的背景上，强调座山雕是一伙政治土匪。原剧本27场戏，结构上既平又散，观众的兴趣调动不起来。章力挥主张删去一些过场戏，又合并了几场戏，27场戏浓缩成了9场。在删繁就简的同时增加了一场，这就是第三场“深山问苦”。这场戏原剧本和小说中都没有，是章力挥创造性的构思。这场戏感情充沛，催人泪下，在结构上加强了一、二、三场之间的血肉联系，在深化主题上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飞跃，同时也解决了原剧没有女声部的弱点，可谓神来之笔。 第三，章力挥在全剧的协调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章力挥原任《智取威虎山》创作组组长，剧本创作完成进入排练阶段时，章力挥被任命为《智取威虎山》工作组组长。章力挥负责全面协调全剧的音乐、舞蹈、美术、表演、导演工作，每一门艺术，逐一过堂，毫不马虎。一年时间，这个戏顺利上演，并获得了成功!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。章力挥在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创作过程中，为贯彻周恩来总理的有关指示和维护艺术的完整性，敢于坚持真理，对江青的一些所谓“指示”公开提出不同意见，进行抵制，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党性和光明磊落的胸怀。如第七场戏，李勇奇起初对解放军缺乏认识，认为“自古以来兵匪一家”，后来少剑波让白茹为李勇奇的儿子看好了病，李勇奇的态度彻底转变了，决心“从此我跟定共产党把虎狼撵”(后“撵”改为“斩”)。江青看过剧本后认为这是反动的人性论，蛮横地决定要改本子，把白茹给孩子治病的情节拿掉。章力挥当面顶她：这怎么是人性论呢，这是革命的人道主义，是人之常情!事后，张春桥批评章力挥：你真笨!你怎么能顶撞客人(当时对江青的称呼)呢!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章力挥被扣上“反江青”的帽子，关进“牛棚”，遭受批斗、迫害。 1968年，中央决定将《智取威虎山》搬上银幕，物色电影剧本的编剧人员。江青说：我还是找那个曾经骂过我的章力挥，我只记他的功，不记他的过。但上海市委副书记徐景贤(原来是章手下的一名文艺干事)为讨好江青，在传达她的“指示”时说：江青同志宽宏大量，只记他的功，不记他的过，我们造反派却要记他的过!章力挥再次受批斗、受迫害。自1966年冬至1976年冬，整整十年，章力挥一直在上海市“五七”干校劳动。其间，他曾两次离开“牛棚”，一次是1972—1974年间，让他再次修改话剧《年青的一代》；一次是要他写一个以造船厂为生活背景、反映“走资派还在走”为主题的剧本。他去江南造船厂体验生活两个月后，拒绝接受写作任务。他说：艺术来源于生活，我没有看到什么走资派还在走，我不能违背艺术良心胡编乱造! 章力挥的同事们这样评价他：章力挥不同于一般领导干部，他从不唯唯诺诺，他属于领导干部中有文人骨气的那种人。他十分反感风派人物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有人揭发他反江青，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，又有人说他投靠江青。章力挥说：我跟江青只是工作上的联系，我从没想去投靠她；当时江青的面目尚未暴露，我顶她也只是艺术上的争论，现在我也绝不想把自己打扮成反江青的英雄。 四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，章力挥彻底“平反”了。他先在上海市文化局文学组任组长一年多。1979年，他受命组建全国第一个省市级艺术研究所——上海艺术研究所。研究所成立后，章力挥任所长、党委书记。为研究所的建设、发展，他殚精竭虑，呕心沥血，做了大量工作。 1、为促进戏剧创作，活跃戏剧评论，章力挥主编戏剧双月刊《新剧作》。1979-1986年，《新剧作》计出40多期，发表数以百计的论文、100多部剧本，推出了一批新人新作、精品力作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，如《五女拜寿》《张志新之死》《木棉花开了》《再见了，巴黎》等等。 黄桥籍剧作家刘鹏春的扬剧《皮九辣子》也是首先由《新剧作》推出的。作者先将剧本投给江苏某刊物，该刊认为剧本揭示的矛盾非常尖锐，压了六七个月未敢发表。章力挥看过本子后，认为这个戏真实地反映了生活，塑造了一个崭新的人物形象，很有新意，当即拍板在《新剧作》上发表。后来这个戏获第五届全国优秀剧本创作奖，并获戏剧界最高奖——曹禺戏剧奖，刘鹏春也因此而名声大噪。 2、章力挥十分关心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，在全国率先提出为老艺术家作艺术总结的倡议，并迅速实施，主持编写了俞振飞、丁是娥、筱文艳、袁雪芬等5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艺术总结(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)。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艺术总结，为此，《解放日报》发表了评论文章，充分肯定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。1979年12月，章力挥与高义龙采访袁雪芬及其家乡嵊县，此后又大量收集资料，撰写了《袁雪芬的艺术道路》，对袁雪芬的表演艺术作了更系统的总结，《文汇报》用18个星期在“戏剧与电影”版连载了此文。后经扩充丰富，1984年1月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《袁雪芬的艺术道路》一书。这是新时期我国出版的第一部戏曲艺术家传，影响很大。 3、章力挥十分重视与社会的联系。 1979年，上海艺术研究所建立了电视部，数年中记录了800多部艺术家的演出记录，为今后的艺术研究工作留下了十分珍贵的资料。 1979年9月，在他和袁雪芬的主持下，由上海艺术研究所和上海越剧院联合举办了“越剧尹派艺术演唱会”，在容纳万人的文化广场演出两场，气氛热烈，欲罢不能。这是新时期我国首次举办戏曲艺术家流派演唱会。1983、1986年，上海艺术研究所又两次与越剧院合办“上海、浙江越剧革新研讨会”。 章力挥在艺术行政领导干部中是一位十分活跃的人物，80年代初他虽已年逾花甲，但仍积极发起并参与了一些艺术团体的活动。 在此七八年间，章力挥在戏剧理论建设方面撰写了大量文章，如《中国戏曲的审美特征》(在全国高校美学教师进修班讲话，后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《美学与艺术讲演录》)、《注意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——从京剧<智取威虎山>的表导演谈起》(收入《戏曲现代戏导演、表演艺术论文集》)、《跟上生活前进的脚步》(中国戏剧出版社收人专集)、《喜剧的创新与戏剧观的更新》(湖南出版社《喜剧论文集》)、《欲美必新，新而为美》、《让越剧之花开得更鲜艳》等等。 1984年，他在戏曲年会上致开幕词，针对戏曲界对传统抱残守缺、对剧种特点理解僵化的倾向，提出不但要纵向继承，还要横向借鉴，吸收新的营养，解放思想。这个发言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，成了整个年会的贯串线，并在全国戏剧界引起轰动。对“纵向继承、横向借鉴”这个命题的争论，在中国剧坛持续了两年之久。实践证明，提出这个命题是十分必要的，而且具有普遍意义。作为一位学者，章力挥的思想是开放的，是始终站在前沿的。 他还主持了国家重点科研课题，担任《中国京剧史》主编和《中国戏曲志·上海卷》副主编。《中国京剧史》获全国优秀图书奖，发行时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发了消息，评价它是一部规模最大(120万字)、内容最丰富翔实的京剧史著作，有极高的史料价值。 在此期间，他仍钟情于戏剧创作，有话剧《总有人走向雷电》(与汪天云合作，上海青年话剧团演出)、电视剧《春风吹又生》(刊《新剧作》)、《生活的脚步》(中央电视台播放)等等。他去世前不久，还策划了电视连续剧《千堆雪》，他的儿媳、著名电影演员吴海燕主演兼制片人，此剧由央视和多家省电视台播映。 章力挥还参加过一些国际性的文化交流活动。1961年夏，上海越剧院应金日成主席之邀，组成中国上海越剧团赴朝鲜演出越剧《红楼梦》。演出获得极大成功，受到金日成接见。该剧团由朱光(北京市副市长)任团长，袁雪芬(上海越剧院院长)和章力挥任副团长，章力挥兼党支部书记、秘书长。出访前，袁雪芬、章力挥拜望了邓颖超，演出结束回国时，周总理接见了剧团负责人及主要演员，并设家宴款待，与他们合影留念。章力挥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，1972年在“批林批孔批周公”时，章力挥公然把这张照片端端正正地放在办公桌的台板下，很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。 1980年春，章力挥与李泰成(上海市文化局局长)率领中国上海杂技团赴美，在纽约、华盛顿、费城、芝加哥等6大城市演出2个多月，并进行文化交流活动。该团由李泰成任团长，章力挥任副团长兼支部书记。此次活动是商业性演出，是改革开放后的首次尝试，为以后的出国演出积累了不少经验。 1996年1月22日，章力挥因患癌症，医治无效逝世，终年76岁。 |
